唐朝诗人的进士梦

  唐朝诗人的进士梦

  唐承隋制,以科举制度取仕,这与以前历史上的世袭与举孝廉、方正以及九品中正取仕制度相比,先进多了。因为凭考试取仕为士子们提供了一个均等的机会,你考不上怨谁?但进士考试得先取得资格,须先具备两种条件之一:或为国子监、弘文馆、崇文馆的考试合格生,或为参加州县乡贡考试通过取得“怀牒”即履历证明者,方可入京参加尚书省举行的进士考试。不用说考取进士有多难,就是取得上述两种资格之一,对许多人也决非易事。而进入进士试的考试内容也很复杂:一是“贴经”,考对经书的熟悉程度;二是“墨义”,考对经书中事实的具体了解;三是“时务”,是汉代“策问”的继续;四是“文艺”,现场命题的诗赋、箴论、表赞的限题(诗则限韵)写作。在不同的大比之年,还分别有宰相的廷试或皇帝的殿试。以上各关全通过了,才能录为进士,是为“及第”。当时的进士试每年一次,报考者数千人,限额录取不过二三十人,所以被取上是非常难的。士子们如无“白发死章句”和较高的写作能力与应对时务策问的能力,是绝对考不上的,甚至考前没有点儿名声和“干谒”能力也不易被注意到。

  为什么进士这么难考,却又有那么多士子趋之若鹜,像挣命一样去追逐?这是因为当时的士子们,如果不走这条路,几乎是别无人生之路。唐代社会以进士独为矜贵,当时在政治权力层,除了军阀系统和宦官系统,中央的省、部、寺和御史台、京府各机构,以及地方各州县的官吏如刺史、县令、参军、丞、尉、主簿等,皆由进士承担。这意味着一个人如无进士资格,除了由皇帝钦点或重臣推荐给皇帝准任,要想进入中央掌控的官府系统成为大小有个品级官,是万不可能的。所以在当时考中了进士就是考中了未来,就是取得了走进仕途的入门证。如果考不中进士,现在与未来都是空白。所以当时的士子们差不多只有一个情结,拼却终生也要中进士。当时考进士没有年龄限制,以致一些士子考到七十多岁了还要考。唐昭宗时代的曹松等五人,都以七十以上高龄新科进士及第,史称“五老榜”。这些人考上以后,除了去“校书”“正字”,再也派不了别的什么官,但对于他们本人来说,也足以自慰平生了。中国古代士子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,就是那个人所共期的“四个自有”: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黄金印,书中自有千钟粟,书中自有颜如玉。”可是这几个“自有”,其实并不是开卷自得的,而是读到能以书中之得去兑换到进士头衔之后方有可能的,否则什么也没有。在唐代的无数诗人中也有不为这“四有”所诱惑的人,如写出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”的王之涣,写出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”的孟浩然,自称“东海钓徒”的秦系等人。但是未进进士门就轻视进士头衔的士子诗人极少。倒是有无数的士子们为了进士考试耗尽了一生,以致志愿未遂而抱恨终生。

  在我们所熟悉的诗人中有不少是屡试进士而不中者,这使他们终生为之痛苦,以致决定了他们的性格与命运。

  以“二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而着名的“推敲”诗人贾岛,曾多次参加进士考试,但屡考屡败,穷困得囊中如洗,不得已而出家为僧,穷困了大半辈子。他“鸟宿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”诗中那个敲门的和尚,说不定就是他本人。后来经人推荐给唐宣宗,授给他一个四川长江县主簿的末品官职,典领文书事务。后迁为普州司仓参军,也还是县令的佐官。他在挂冠以后家里穷得一文不名。他以作诗为寄托,说着自己的困窘。每至年终的除夕之夜,都把一年所写之诗放于几案之上,加以焚香礼拜,酹酒祝曰:“此吾终年苦心也!”以此为穷苦中的一点安慰。贾岛死时,家中只有病驴一头、古琴一张,科场中士子们心中梦想的“书中四有”,对他来说全都是泡影。

  贾岛是考不中进士靠皇帝旨令授官为主薄的,但实现起来必得无人反对,一旦有人出来说点儿什么,也会使中旨失效。诗人张祜很会作诗,时有诗名,欲考进士不得高人推荐,没有考试资格。但他的诗流传很广,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篇,如写宫人不幸的《何满子》:“故国三千里,深宫二十年。一声何满子,双泪落君前。”诗中多是数量词,但数量词却字字与血泪悲剧的深重程度密切相关,一写出即在六宫中传唱。此诗的笔法与功力,可谓于史少见。当时很有政治和文化权威的天平节度使令狐楚,非常欣赏器许张祜的人品与诗品,收集张诗三百首,献于朝廷,并以《题张祜诗册表》进言,评荐有云:“凡制五言,包含六义。近多放诞,靡有宗师。祜久在江湖,早工篇什。研几甚苦,搜象颇深。辈流所推,风格罕及。谨令缮录,诣光顺门进献,望宣付中书门下。”穆宗看了张祜的诗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当时的中书令是元稹,属于诗人宰相,皇帝征询他的看法,他说:“张祜雕虫小巧,壮夫不为。若奖激太过,恐变陛下风教。”这一棒子打杀了张祜的仕进机会,使张祜万劫不复。早年他考进士不被白居易推荐,后来又被元稹阻难,使杜牧甚是不平。杜牧为此在诗中说:“睫在眼前长不见,道非身外更何求?”“谁人得似张公子,千首诗轻万户侯。”话虽是如此说,但在以权力认定人的水平的社会里,谁大谁的意志就是标准。元代着《唐才子传》的辛文房,在说到元稹之行时非常愤怒:“忌贤妒能,迎户而噬。”认为元缜未等人家来到身边就张嘴咬人,实在是小人之行,致使张祜以处士身份在不得志的岁月里郁郁而终。

  在诗人的进士梦里,有人以不信命运的精神愈挫愈奋,完全相信自己能考上。唐穆宗时的刘得仁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本是唐室一位公主的儿子,他的兄弟们都以皇亲国戚的身份谋得要职,独有他要靠自己的能力仕进为官,不以关系挤占本属于别人的爵位。刘得仁的五言诗写得清莹有体,独步诗坛。他以自己的学养和诗才屡赴科场,考了三十年依然未得成功。他的诗才成了他诉说悲苦心情的能力。他自伤:“献赋多年客,低眉恨不前。”他希望眼前一切障视之物都能除去,“何当开此日,无物翳平川”。在《省试日上崔侍郎》诗中,几乎是向考官血泪一样地悲诉:“如病如痴三十秋,求名难得又难休。回看骨肉须堪耻,一着麻衣便白头。”由于他有这种功名自误的愧悔,历史上的相似事例也特别使他共鸣,以致在汉代找到了久闭长门宫的陈阿娇:“争得一人闻此怨,长门深夜有妍姝。早知雨露翻相误,只插荆钗嫁匹夫。”我们在这种人与我的双重对象化吟咏中,可以感到他的悔悟之情,恨憾当年的书生意气的自负,换来的是这样的结果。在刘得仁赍志以殁之后,在长安荐福寺挂单的江南诗僧栖白非常同情刘得仁的不幸,以诗悲悼其人:“思苦为死身到此,冰魂雪恨已难招。直教桂子落坟上,生得一枝恨始销。”其实,即使真的在刘得仁坟上为他种植几棵桂树,这位一生为进士考试而终无所得的诗人,也不会消解失落科场的无穷之恨。

  在唐代考不上进士的诗人,除了对于考试内容的经典细读的不适应之外,还有另外的一些原因,这些原因是不公开的限制,但它会使应考的诗人不论专业卷答得多么好,也会被当局所删除。这其中有三个人是最显眼的,他们是方干、李贺、罗隐。

  方干是晚唐大中年间的诗人,他幼有清才,其诗人们多有称誉。如同代人孙■论其诗“其秀也,仙蕊于常花;其鸣也,灵鼍于众响”。五代人王赞评其诗说:“镘肌涤骨,冰莹霞绚……丽不葩芬,苦不癯棘……词若未至,意已独往。”有笔不到意到的超越之妙。当时的诗人李频曾向他学诗,后来考上了进士。在李频及第后,他满怀感触地寄语他的学生:“弟子已折桂,先生犹卧云。”在方干屡试不第后,曾有浙东团练观察使王大年知其为人有操守,欲荐于朝廷,托中书舍人吴融草表上荐,可在议事过程中王大年却突然去世,荐举之事也作罢了。在方干名满江南、殁后十年时,有宰臣张文蔚奏请皇上对五位名儒不第者赐官以慰其魂,方干是其中之一。从朝廷这个举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,屡试不第的有名士子和诗人,他们的功名无就是当朝有愧,并会使他们死去成为冤魂。当然这对于那些考不上进士的名人是适用的,而一般的士人不论怎样含冤而殁,也不会引起宰臣与皇帝的半点怜惜。其实,方干十几次入闱而不被录取,还有一个他最初不知道的原因:他貌丑且是兔唇。这个生理缺陷,在他参加考试之后即被有司掌握,看到他的考试成绩也认为他有才,然而“才则才矣,不可与缺唇人科名;四夷所闻,为中原鲜士矣”。方干知道朝廷这个看法后,再也不自讨没趣了,遂回镜湖,在行吟醉卧中消磨难如人愿的余年。历史上有一个“死后识方干”的说法,出自清代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中所记述的陈浦诗。陈浦诗才很好,学唐人能得神趣,但无人赏识,他投诗于袁枚求教,袁枚九年后才想起来读,虽发现陈诗不凡,但欲见其人却已去世。袁枚捧读陈浦的“放眼古今多少恨,可怜身后识方干”的诗句,深愧今日也是“识方干于死后”。总览历史,一个有才华的人在生前埋没而不为有司所发现,如玉埋荆山,是社会和其人的一个悲剧;而在死后被有司发现,为了遮掩当初有眼无珠的冷漠,而又欲得后来的发现之功,在他的名字上缀饰无数的花彩,总不免带有许多闹剧的味道。

  在唐代考不上进士并为此而愁肠纠结、痛彻于心的诗人还有李贺。李贺是唐宗室,他父亲叫李晋肃。“晋”字与“进士”的“进”同音,按照宗法制度避皇帝避亲长之讳的礼数要求,唐代进士考试如试题中有家讳,即托疾退出考场。李贺是报考时家中父有“晋”名,与进士试无关,但反对者认为报考进士就算是“犯讳”。所以李贺一报考,那些卫道者与利害相关者便大造舆论,众加非之。面对这牵强附会的非议,当时在朝廷和在文坛皆负有盛名的韩愈出来仗义执言,写《讳辩》专论文章,予以有力驳斥:“父名晋肃,子不得举进;若父名仁,子不得为人乎?”这个犯讳风波是不是阻碍了李贺的报名考试,两《唐书》的李贺传皆云未参加考试,但李贺诗中却有一篇含有十三首诗的《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并闰月》证明李贺曾经参加过乡贡(即府试)考试,这是参加国家级的“礼部试”的资格考试,与进士试不是一个层次,即使合格了也不是进士。因此,李贺的府试是因为不合格而未参加礼部试,还是因为犯讳而不能参与礼部试,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。但不论如何,李贺也没有得到进士头衔的仕途敲门砖。在当时初入仕途的进士,几乎都是派到县里当县尉,是最低的俗吏,谁都不愿意干,但李贺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。他可能是靠姓氏和诗名才在太常寺谋得一个奉礼郎的职务,这是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职务,是从九品上,具体工作就是宫廷祭祀时掌管君臣板位的摆放、祭器的陈设、跪拜之礼的赞导等。李贺对于这个职司感到十分厌烦和羞耻。因为他看到在这种场合里,那些趾高气扬的诸公骄焰逼人,只想远远躲开他们,拿着箕帚去打扫垃圾。为此他在《赠陈商》诗中大发义愤:“长安有男儿,二十心已朽……只今道已塞,何必须白首?凄凄陈述圣,披褐钽俎豆……公卿纵不怜,宁能锁吾口。李生师太华,唯欲承箕帚。天眼何时开,古剑庸一吼。”这里寓有李贺对于现实的极度不满和对于未来的热切梦想,他盼望有天眼睁开的时日,虽然要经历“王母桃花千遍红,彭祖巫咸几回死”,但那时节“雄鸡一声天下白”“寒风又变为春柳”,是可以期之有时的。可是只活了二十七岁的李贺,始终也没有盼来这个时日。李贺在成为青年诗人之后,深知“寻章摘句老雕虫”的喜好不会有什么可以期望的结果,因此热望在讨伐军阀割据的战争中自己能执坚披甲,报效国家,于是高吟“男儿何不带吴钩,收取关山五十州。请君暂上凌烟阁,若个书生万户侯?”但李贺天生瘦弱,又有不得志的忧愁久伴,使他“一生愁心谢如枯兰”,根本无力以行。为了排遣愁苦无聊的人生感受,他白天骑着瘦马,带着一个童仆出门巡行,每有感想触动就写下来装在袋子里,到晚上回家,母亲让婢女掏出袋子里的诗笺,看了之后又心痛又生气地说:“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!”李贺就这样不胜其愁,重病不起时恍惚中见有天帝使者持板书相召:“上帝新作白玉楼成,立召君作记也。”并听到天上使者特别一声安慰:天上比人间快乐!李贺就这样离开了没有给他留下一点好感的人间。李商隐就李贺弥留之际的幻象,在为其人作传时痛惜地说:“所谓才而奇者,不独地上少,即天上亦不多耶!”李贺的梦幻和李商隐的说梦,都是批判现世虐待了天才。杜牧在为李贺作序时深憾其英年早逝,对其诗作评价甚高,认为李诗其态、其和、其格、其勇、其古、其色、其怨恨悲愁、其虚荒诞幻,皆承楚骚之风,在诗史上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。

  在唐代没考上进士的诗人士子中,罗隐也有他屡试不中的隐因。罗隐生活在晚唐,他与很多士子一样,从青年时代即满怀进士梦,一次一次地进考场,考到五十五岁已十次入闱,头发都考白了,仍未得蟾宫折桂,穿着打扮还是士子的白衣白帽。罗隐十进考场而不得仕进,这在当时是朝野闻名的典型,受到人们的白眼与嘲笑。而他也愈恨世道的不公,因此作诗着文讥讽当道,粪土权门,得到的结果是能解一时之愤,更有上层加大的反弹。罗隐是浙江新城人,他入京城长安应试常从江西钟陵经过,在那里结识了一名叫云英的歌女,并以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处境一起喝过酒。在一别十二年后,他们又在钟陵相遇,这期间在云英的想象中罗秀才早应是进士及第,未想到今日见到的罗隐仍是一身白衣白帽的落第士子,于是便带有调侃性地问罗隐:“罗秀才怎么现在还没有脱掉白衣?”这时的罗隐早已经历了“掩耳恶闻宫妾语,低颜须向路人羞”的历练,仍有诗人自作解嘲的闲心,反讽云英:“钟陵醉别十余春,重见云英掌上身。我未成名卿未嫁,可怜俱是不如人。”罗隐这种人我共嘲的言论,并不会引起什么不良后果,如果是涉有对于权贵的讽言,那后果是不堪想象的。北宋孙光宪的《北梦琐言》记述有罗隐不得仕进的原因:有一次罗隐乘船出行,撑船的告诉罗隐船上有一位朝官,罗隐对于权要十分轻蔑,故意大声说:“我用脚丫子夹笔写文章,也比他们用手写出的文章还要好。”与罗隐同船的这个朝官是韦贻范。在罗隐几试不成后,朝中有人秉公提议应邀罗隐入朝为官,这时韦贻范出来坚决反对,他转述了罗隐在船上的话,并警告性地挑拨说:“如若叫罗隐登科入仕,我们这些朝中大臣必将被视为糠了。”宋人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记载,唐昭时任左补阙的诗人韦庄,出于惺惺相惜之意,提出当时多名有奇才而无显遇的士人,为使他们免于“衔冤抱恨,竟为冥路之尘”,请朝廷赐进士及第,此中有罗隐在内。但结果却如南宋计有功在《唐诗纪事》中记载,唐昭宗欲以甲科进士衔授予罗隐,有大臣奏曰:“隐虽才,然多轾易。明皇圣德,犹横遭讥谤;将相臣僚,岂能免于凌轹?”皇帝问有何讥谤之词,对曰:罗隐有《华清》诗:“楼殿层层佳气多,开元时节好笙歌。也知道德胜尧舜,争奈杨妃解笑何?”昭宗闻言,再也不议罗隐之事了。其实这首诗对唐明皇歌颂有加,而涉及杨贵妃事,也是朝野共知的天宝遗事,但这也是不为朝廷所容的。罗隐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按下来,漂泊于京都内外,沉埋于草野之间,一直用诗诉说着他胸中的悲愤与遭遇的不幸。晚唐时代皇帝昏庸无能,宦官专权,朝政腐败,怪事多多。唐僖宗广平二年,黄巢起义军打进长安,僖宗李儇率臣下逃亡成都,其中包括有耍猴人相伴。这个耍猴人给猴子穿上朝服,能在朝上与朝臣一起站班跪拜,使皇帝大为开心,于是封耍猴人为身着朱服的五品供奉。消息传到罗隐耳中,他十分气恼,他感到这是对像自己这样终身不得仕进的广大士子的极大嘲讽,他写下了有名的七绝《感弄猴人赐朱服》:“十二三年就试期,五湖烟月奈相违。何如学取孙供奉,一笑君王便着绯。”罗隐在无路可走时,得长安的一位卜师和卖烧饼的老妇示以放弃科考的指引,回到浙江钱塘老家,投了独立一方的钱,在那里以非进士出身而成为座上宾并得以重用。否则他作为关山难越的失路之人,谁知还要在士子悲途上徘徊多久?

  唐代以进士取仕的制度涉及无数的诗人,他们有人因此而官高名显,也有人为此而困苦沉沦。这其中的李白与杜甫与进士取仕制有怎样的关系,也是不能绕过的问题。如果简捷回答就是:李白未走以进士求官之路,杜甫两次以进士考试求官皆未成功。

  李白在年轻时代即满怀经国济世之志,渴望功名,自负才力。他在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中说自己之志向是“申管、晏之谈,谋帝王之术,奋其智能,愿为辅弼,使寰区大定,海内清一”。所以“投竿佐皇极”,大展经世才,是他平生自许。在当时的一般士子,普遍走的都是考进士而求仕,而李白狂放疏阔,忍受不了那种头悬梁、锥刺股的穷年苦读,在“白发死章句”的别无聊赖中争取未来,他要别寻通向仕途之路。所以尽管青少年时期的李白也遍览百家之书,但他兴趣所向却是老庄、佛经、阴阳五行、纵横术、任侠、击剑,还有不按章法、任性所为的诗作。这一类为进士考试所无用的偏学,在同时代的士子中是无人可比的。然而带着这些学问走进以儒家正统为标准的进士考场,只能是天生我材不得用,无法适应所问之题。所以十分聪明的李白,深具不向科举之路讨没趣的自知之明,因而从未有考进士的想法。然而在当时欲当官必走进士路的情况下,李白却既想当官入又不想考进士,那是坐等天上掉下官帽落在自已的头上吗?不,他是别有蹊径,以求奏效。原来李白的清高只是他性格的一个侧面,笑傲王侯,粪土权门,那都是他用不着的势力;而对于他着实有用的王公大人,他也是不得已而低首下心,登门上书求为引荐的。为了进入仕途,他除了广造自己的诗名,就是上书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中、高不等的官员。如他以文气磅礴着称的与韩荆州书、上安州李长史书、上安州裴长史书,主题都是推销自己以求推举,但皆无效果。出人意料的是李白结交了道友、高级道士吴筠,他们在剡中谈诗论道,吴筠对李白很赏识,于是进京向唐玄宗和作为女道士的玉真公主推荐了李白。李白得到了“王命三征”,入京面圣,“攀龙九天上,忝列岁星臣”之机,自以为从此可以辅佐君王、兼善天下了。实际上授予他的“供奉翰林”,不过是“但假其名,而无所职”的一个帮闲的词臣。李白在这个有名无实的名分上混了三年,他自己也看透了,也干够了;唐玄宗也看够了,也用够了,给了他一个“非廊庙器”的恰当鉴定,“优诏罢遣之”,也就是史所共载的“赐金放还”。李白入朝三年,徒得虚衔,最大的收获就是亲自体验了宫廷生活,为他以后写诗丰富了题材,而他本人在朝廷的实遇与传说,足可为吴承恩写孙悟空大闹天宫提供许多世俗的素材。

  比起李白,杜甫的求官心理更为迫切,他走的是传统儒生的进士之路。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,杜甫在东都洛阳参加了进士考试,这一年共录取了二十一名,杜甫以二十四岁的士子名落孙山。这个年龄第一次落榜在当时是常事。杜甫又经过十四年的准备,于唐玄宗天宝六载第二次参加进士试。当时的宰相是“口蜜腹剑”的李林甫,此人忌贤妒能,独揽朝中大权,迫害过朝中许多贤臣,对于这一年的进士考试,李林甫“阴谋独秉钧”,他使礼部以一个不准及格的方式,把全部士子一律拒之于进士门外,以证明本朝政治清明,野外遗贤。杜甫这一年已经三十八岁,改变穷愁的希望一下子被击毁,逼使他只有另谋进入仕途之路。杜甫这期间流落长安,在贵族府中当门客,时去采药,又与其诗同献与接纳自己的人。他在诗中说这时他“朝扣富儿门,暮逐肥马尘,残杯与冷炙,到处潜悲辛”。天宝十载正月初八,唐玄宗举行祭祀玄元皇帝、太庙和天地的大典,杜甫写成三篇赋进献,给玄宗留下了好印象,但由于李林甫从中作祟,还是没有什么入仕的作用。但这时杜甫写诗很多,也有不少名篇,他也以诗投寄给许多高官。当时他呈献给左丞相韦见素的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诗,不像李白那样在上书中主要是自我张扬,而是把自身的谦卑与自负结合得很得体,感动了韦丞丈,对他这个没有进士资格的诗人,任命了一个河西县尉的官衔。杜甫早从朋友高适那里知道县尉是一个“拜迎长官心欲碎,鞭挞黎庶令人悲”的俗吏,于是拒绝了这个任命,改任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,职责是看守兵甲器仗、门禁锁钥之类,品级属于正八品下。这就是杜甫改考进士路而献赋投诗的仕进之路。到头来,他的命运也还是“儒冠多误身”。

  在唐代以科举取仕的制度下,读书人除了拼命于科举之路别无出路。然而真正能取得进士资格的人只是极少的幸运儿,而大多莘莘士子只有空耗寿命,美梦成空。上面说到的几个人,只因为他们都是比较有名的诗人,他们科考路上耗去的寿命精力更易引人同情,并形成为诸多的文字记述,而千千万万的默默无闻的士子之不幸,早已与草木同朽了。

  在本篇末以一首《进士梦》收结:士子求官唯一途,科登高第外皆无。白头难醒黄粱梦,未免归终意不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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